司马迁画像 资料图片

□牛志奇

“瓠子堵口”是发生在西汉武帝时期的一次重大的黄河治理行动。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详细记载了“瓠子堵口”的历史过程，而且司马迁本人也参加了这次瓠子堵口行动。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叙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约3000年的历史。全书130篇，包括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共52万余字。其中，《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称作“八书”。作为“八书之一”的《河渠书》，无论从体例上还是内容上，对后世水利专志的编撰都影响巨大。在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的志书中，直接用“河渠”这个名字的有7部，所以《史记·河渠书》是我国第一部水利通史。《河渠书》简要叙述了从上古至秦汉的水利情况，表明了司马迁对治水重要性的明确认识和深切关注。

瓠子决口与汉代黄河河患

《河渠书》记载：“汉兴三十九年，孝文时河决酸枣，东溃金堤，於是东郡大兴卒塞之。其后四十有馀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决於瓠子，东南注钜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郑当时兴人徒塞之，辄复坏。……自河决瓠子后二十馀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禅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於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沈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窴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於是卒塞瓠子，筑宫其上，名曰宣房宫。”

司马迁在这里记载了“瓠子堵口”及西汉黄河进入频繁决溢改道时期的史实。这里司马迁用“注”，准确地描述了黄河在瓠子决口后注入巨野泽，然后数股泛道归入泗水，最终与淮水合流入海。决口造成黄淮平原十六郡连年大灾。汉武帝令御史大夫汲黯、大司农郑当时发兵卒十万堵口。然而，即堵即决。丞相田蚡因为黄河决口改道东行，使他的封地鄃（今山东夏津一带）免于洪水，他居然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为强塞，塞之未必应天”，以顺应天意的名义来阻挠堵口。由此，瓠子决口后黄河泛滥二十三年。司马迁讲“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由于黄河的南犯，当时西汉王朝的粮仓梁楚地区（大致包括今豫东、鲁西南、皖北和苏北一带）数年不收。汉武帝的《瓠子歌》曰“泛滥不止兮愁吾人”，意思是“泛滥不止啊，愁煞人！”与匈奴之战刚取得大胜的汉武帝决心“瓠子堵口”，这是西汉王朝稳定的需要，更是重振帝国经济的必要举措。汉武帝这位杰出的政治家以其雄才大略向决口二十多年的黄河，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堵口之役。

瓠子堵口及其历史意义

司马迁之所以能生动记录“瓠子堵口”的全过程，得益于他的亲身经历。武帝发卒数万人于瓠子堵口，任命汲仁、郭昌主持。这是一次动员广泛、规模宏大的堵口工程。堵口前，汉武帝举行沉白马和玉璧祭河神的仪式，随后命令群臣及随从官员自将军衔以下，都背负柴薪，填塞决口。当时东郡百姓以草为炊，柴薪很少，因而命砍伐淇园的竹子作为堵塞决口的楗（堵塞决水口门所打下的竹木基桩），跟随汉武帝的大臣和将军以下的官兵都搬运柴草往决口处填塞。

“太史公曰：……余从负薪塞宣房。”司马迁还在《河渠书》中简练却自豪地记录了自己参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堵口行动。作为史官的司马迁，通过亲身经历，深切感受到了黄河河患带来的深重灾害和堵口的无比艰辛。瓠子堵口成功后，汉武帝在堵口处兴建了一处纪念性建筑，并命名“宣房宫”。

从记载可以看出，参与堵口的治河将士与民夫，不论身份高低与官职大小，全部参加了这场堵口行动，万众呼唱，场面蔚为壮观！从司马迁记录的宏大场景来看，不仅了动用了数十万的军队和大量人力，而且汉武帝还亲自指挥、亲自参与了堵口行动。“瓠子堵口”既反映出西汉中央集权、大一统体制下的国家意志，也是西汉时期国家治理能力的一次体现。黄河的周期性泛滥、改道带来的社会治理需求，是推动早期国家治理体系形成的重要推动力。

对于这次堵口行动的评价，司马迁写道：“而道河北行二渠，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自是之后，用事者争言水利。”意思是说，堵口之后，并修二条渠引河水北行，恢复了大禹时期的样子，梁、楚地区重又得到安宁，没有水灾了。从此以后，当权执政的官员争相建议修筑水利工程。可见，“瓠子堵口”使得黄河回归故道，黄河两岸地区人民得到了安宁，促进了西汉社会经济的发展，开创了西汉王朝最鼎盛繁荣的时期。

司马迁叹“瓠子堵口”而有“水利”术语的创造

司马迁在记载“瓠子堵口”的事件之后，在其结尾部分又写出了富有激情且感慨万分的一段话：“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司马迁的这段描述，既有散文诗般的赞美，将祖国的壮美山河汇于笔下，又文字简练，如行云流水；既有对大禹“疏九江”治水功绩的高度概括，又有洋溢在笔端的无限崇敬之情，使得这段文字更具现实主义表现力。最后，司马迁发出感慨：“甚哉，水之为利害也！”意思是“我深切地感到水与人的利害关系太大了！”

司马迁为写《史记》，遍历名山大川，感受祖国山河之壮美，洪水灾害之惨烈，兴水利除水害之迫切，他所创造的“水利”一词，高度概括了水利的作为、水利的效益，令后人受益匪浅。司马迁对“水利”一词的创造，源于对上古到汉武帝时期三千年中华民族治水历史的观察和现实思考，是对大禹治水功绩的传承，是对黄河治理的无限希冀。司马迁的《河渠书》是中国水利史的奠基之作，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高山仰止！作为水利人，我们无限尊崇司马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曾亲自参加瓠子堵口、创造了“水利”一词、树立起一座水利史丰碑的司马迁，必当成为黄河故事的主角。